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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发达的经济体，具有优越的投资环境。美国2018年人均GDP为6.28万美元。美国的市场体制、法律制度和税收体系给外国投资者充分的经营自由。此外，美国吸引外国经营和投资的环境的主要指数持续排名最佳或接近最佳。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最具创新和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7年美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Household Fi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为13.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美国还与20个合作伙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外国投资者可借由美国更便利地进入相关国家市场。
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探明储备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以石油、煤炭、天然气为例，根据2018年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美国探明的石油储备量为73亿吨，煤炭250,219百万吨，天然气419.8万亿立方英尺，分别占全球探明资源储备量3.5%，23.7%和6%。同时，美国既是资源生产大国，也是资源消费大国。据统计，2017年美国能源消耗占全球总量的20%。
在全球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美国拥有最大的公路、铁路网络以及最多的机场。2018年全球航空客运量最大的10个机场中有3个是在美国，分别是亚特兰大机场、洛杉矶机场和芝加哥机场。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散货和集装箱装卸港口。
自金融危机过后，面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相对削弱。美国政府意识到，落后的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竞争力下滑的直接原因。美国政府多次强调需要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在此背景下，美国目前正计划进行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强国，生产能力位于世界首位，其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的工业体系完整，部门结构齐全，重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占绝对优势，同时轻工业也很发达。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橡胶与塑料工业、电子与电器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化工、电力等行业发展迅速，以计算机、复印机、电子通讯设备、医疗设备、宇航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也迅速成长，在尖端技术和工业方面，美国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工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美国的农业发展非常成熟，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战后，美国农业生产全面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和良种化。近期，虽然美国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仍为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和进行全球扩张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美国交通运输业也十分发达，具有技术先进、门类齐全的特征；美国在铁路、公路、内河、海运、管道和航空运输等各个方面的运能、运量、设备数量均居世界前列。稠密的运输网、科学的管理，为其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美国颁布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类法律及文件，下面详细阐述相关投资政策。
（1）外商投资相关机构
当外商投资规模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快速扩大时，美国国会与政府机构均开始重新审视外商投资政策，并出台了相关法律。当时外商投资在美国并没有受到充分、有效的监控，因此福特总统创立了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 (Committee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CFIUS”)，其委员由来自各方面的代表组成，如政府、财政部、国务部、商务部、美国商务代表及议会的经济顾问等。CFIUS旨在对外商在美的直接或间接投资进行监管，然而，CFIUS并没有权力去实施任何一项法律和法规。当CFIUS认为一项外国政府的投资行为威胁到美国国家利益时,它可以通过美国政府与投资国政府之间的直接协商来解决问题。1975年美国政府要求所有外国政府在进行投资之前，要与CFIUS先进行协商，否则CFIUS会建议对于可能弱化竞争或形成垄断的商务交易启动反垄断法予以规制。
在金融方面，美国是最早建立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国家，也是金融监管结构相对复杂的国家。为应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美国金融监管当局选择了分业监管体制，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通过后，美国重新建立了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监管被视为全球最有效率的监管体系之一。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对美国金融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并严重影响国际经济，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不足。在此形势下，2010年7月美国通过了迄今为止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即《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对美国银行及资本市场监管进行彻底改革，并给世界各国金融监管带来深远的影响。
（2）投资行业限制
在国防、通讯、交通运输业中的航空和海运、自然资源开发、水力发电、原子能开发等少数领域，美国对于外资的进入有所禁止和限制。对其他领域和行业的外资进入则实行调查和报告制度。
（3）外商投资审批程序
美国并未建立对外资的一般审批制度，也没有一部正式的外国投资法，对外资不实行一般的审批甄别，而是实行登记制或申报制。
在联邦政府层级上，美国对外国投资没有优惠政策，但有的州和地方政府有一些吸引外资进入的优惠措施（具体税收优惠细节参见第二章相关内容）。
退出政策是由投资者、交易者或业主自主执行的应急计划，以清算金融资产中的余额，或者一旦达到或超过某一预定目标，处理商业资产的方式。美国是投资业发展最早和最成熟的国家。自90年代以来，美国投资发展迅猛，运营机制日渐成熟，退出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常见的退出方式为：清算、首次公开上市、企业并购及企业回购。
（1）清算
清算指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解散或破产，进而对其财产及债务进行清理与处置。一旦确认企业失去了发展的可能性，或成长速度太过缓慢，不能实现预期的回报，实施清算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清算退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破产清算，即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组织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当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时，剩余资产必须归债权人所有；就股份制公司而言，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现股东的股权分配。二是解散清算，即启动清算程序来解散企业。这种方式不但清算成本高，而且需要的时间也较长，因而不是所有的投资失败项目都会采用这种方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破产清算具有强制性，且大多数情况下非自愿提出，而解散清算多为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自愿提出。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提交的案件通常被称为破产重组，为公司提供重组方面的债务豁免。
（2）首次公开上市
首次公开上市指投资者通过企业公开上市，将拥有的私人权益资本转换为公共股权资本，在交易市场取得认可而转手以实现资本增值的方式，它既包括主板市场，又包括二板市场或海外市场。其中，海外市场是创业资本的最佳退出场所，美国大多数的风险企业的股票都是选择在二板市场上进行公开上市交易。1971年，美国全国证券商协会设立了专为新兴中小企业服务的纳斯达克电子交易系统（NASDAQ），即二板市场，它以宽松的上市条件和快捷的电子交易系统为一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上市环境，如著名的微软公司、康柏通信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等就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并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3）企业并购
企业并购包括兼并和收购。当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时，企业被投资机构包装并出售，实现投资退出获得收益。因而，按照出售的对象来分，企业并购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由另一家公司整体购买的“一般收购”；二是由另一家投资机构接手的“二期收购”。由于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可以得到公开发行股票的机会，因此那些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企业会选择企业兼并和收购的投资退出方式。这种退出方式也许不能给投资者带来最佳的收益回报，但却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模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第五次并购浪潮的掀起，这种企业并购的方式越来越受到美国风险企业的青睐。
（4）企业回购
企业回购指企业的管理层或者员工以现金、票据等有价证券购回已经发行在外的企业股份，从而使得资本退出企业的行为。这种退出方式并不是最佳的投资退出方式。按照回购实施的主体来分，企业回购可以分为管理层收购（MBO）及员工持股基金（ESOT）等。
美国市场庞大，跨国公司通过在美国投资拉近它们与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距离。
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主要出口商品为：化工产品、机械、汽车、飞机、电子信息设备、武器、食品、药品、饮料等；主要进口商品是：食品、服装、电子器材、机械、钢材、纺织品、石油、天然橡胶以及锡、铬等金属。
2018年美国前五大货物贸易伙伴为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德国。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为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日本和英国。前五大货物进口来源地为中国、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和德国。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总额约为42349亿美元，较2017年增长8.2%；其中出口额16718亿美元，同比增长约7.6%；进口额约25631亿美元，增长8.6%；逆差8913亿美元，增长约10.4%。
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和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持续扩大和深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着“压舱石”和“助推器”的作用。目前，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互为本国主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根据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的统计数据，中美建交30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6,335亿美元，增长252倍。与建交初期相比，双边经贸合作已发生质的变化，合作内容已从单一的贸易往来扩展到经济的各个领域。
（1）双边贸易
据中方统计，2018年，中美贸易额6,335.2亿美元，同比上升8.5%。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551.0亿美元，同比上升0.7%；对美出口4,784.2亿美元，同比上升11.3%。中方顺差3233.3亿美元，同比上升17.2%。2018年,中美服务贸易额1253.2亿美元，同比上升4.4%。其中，中国自美进口869.1亿美元，同比下降0.2%；对美出口384.1亿美元，同比上升16.4%。中方逆差485.0亿美元，同比下降10.3%。
（2）双向投资多年来，中美在投资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在美资金额26.9亿美元，同比上升1.5%。截至2018年底，美对华实际投入累计851.9亿美元。
2018年，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57.9亿美元，同比下降10.0%。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731.7亿美元。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光学钟表医疗设备，2018年出口分别为276.8亿美元、270.4亿美元、123.5亿美元和98.4亿美元，占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3.0%、22.5%、10.3%和8.2%，其中运输设备出口下降5.2%，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光学钟表医疗设备出口增长8.1%、10.8%和11.0%。运输设备中，航空航天器出口182.2亿美元，增长12.0%；车辆及其零附件出口94.0亿美元，下降26.9%。
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8年进口2685.4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9.8%，增长4.7%。其中，电机和电气产品进口1519.2亿美元，增长3.3%；机械设备进口1166.3亿美元，增长6.4%。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8年进口649.3亿美元、405.0亿美元和282.0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12.0%、7.5%和5.2%，增长7.3%、3.9%和10.9%。中国的家具玩具和鞋靴伞等轻工产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60.9%和56.2%，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中国产品的竞争者主要来自墨西哥、越南和意大利等国家。中国同时也是美国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塑料橡胶和陶瓷玻璃的首位进口来源国。
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市场容量大、商机多、科技发达，成为众多外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与此同时，美国市场高度成熟，法律法规健全，普通劳动力成本高，竞争激烈，部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
除了经济因素，政治环境也是引进外资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采用民主共和政体，行政、立法和司法权相互制衡，有利于消除部分阻碍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这种民主共和政体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相适应，能够为外资和合资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公平、良好的竞争环境。
美国国力强盛，也得益于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的战略，受惠于外籍劳工的大量使用。美国通过丰厚的待遇、优良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以及相关移民政策，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来到美国工作。
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1990年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投资移民项目法案》。美国移民法规定：任何外国人如果要以投资移民的身份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必须符合特定的投资条件。
此外，美国在教育方面占有相当的优势，据《时代高等教育增刊》报道，全球排名前10位大学中有6所在美国。美国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留学生。
美国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等因素决定了美国的产业类型。目前，美国的人口呈现种族越来越多元化的趋势。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新兴科技的发展，美国本土人力资源不能完全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亟需引进大量高水平技术人才。
另一个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特别是社会新增劳动力的减少。而资本回报率与投资需求的高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的稀缺性。劳动力供应紧张可能导致工资涨幅较快、资本回报率低、投资需求弱。
企业在决定赴美投资前，应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规划，充分考虑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分析美国经济形势、具体行业发展趋势等因素，深入思考赴美投资时如何优化本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投资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全面、系统评估赴美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整合公司内外部专业资源，深入做好项目选址、投资、税务、法律等前期各类调研，做好风险评估和预案准备，科学确定可行性报告，提前做好准备工作，要特别重视培养、储备本公司跨国经营人才，避免出现赴美投资成本过高、项目不可行等情况。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要注意投资地点的选择。投资地点选择要考虑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外部资源和市场需求等因素。一般应优先选择产业集聚度高、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商机较多、生活便利的城市。需要注意的是，在美国某个州创建公司后，随着业务需求发展，如今后要在其他州开展业务，还需获得这些州政府的许可。因此，企业最初设立地点不能仅考虑税收优惠，而忽视市场资源等其他关键要素。例如：美国个别州整体税率较低，对企业财务要求更为宽松，许多外国投资者将美国分公司总部或财务中心设在那里，但往往这些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人口、市场容量也相对有限。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公布对中国301调查征税建议，征税产品建议清单涉及中国约500亿美元产品出口，建议税率为25%，涵盖约1300个税号产品。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自8月23日起，加征25%关税的贸易商品金额由340亿美元提升至500亿美元。自2019年5月10日起，美国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10%上调至25%。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不仅影响中美贸易，也恶化了全球贸易发展环境，给全球贸易投资发展带来重大不确定性。世界贸易组织警告称，贸易冲突不断升级可能影响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将显著拉低全球贸易增速，主要经济体间贸易关系破裂将会使全球经济偏离过去几年的复苏轨道，威胁经济增长和就业。受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影响，全球贸易扩张可能进一步放缓。